从“第一渡”到“第一门”

“第一渡”在赣南的于都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这里集结渡河出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门”是北京天安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门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2020年上半年，于都县脱贫“摘帽”。为了纪念这个来之不易的日子，于都县委、县政府策划出版了一套《红色于都》丛书，分小学低年级版、小学高年级版和初中生版，图文并茂，全县近二十万中小学生人手一册。朋友快递给了我一套。

我如获至宝，认真地读文字，看插图，仿佛穿越在于都的沉重历史中，行进在于都的辽阔大地上，切身感受到了于都的沧桑巨变。我认为，这是扎根、铬印、注魂的大好事，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大视野，是影响世世代代、四面八方的大工程。

于都人民为人民军队的壮大，为新中国的成立是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的。

“献人头”

据统计，从1932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于都共有68519人参加红军，已考证的烈士有16336人，还有许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有历史资料形容，当时于都县相当于献出了二十个师的子弟兵。

于都县银坑镇有个农民叫钟招子，她把自己八个儿子都送去当了红军。临走时，八个儿子并排跪下，用客家人的习俗向妈妈作揖磕头告别。他们怕妈妈伤心，不敢大声哭，只好紧紧地咬着牙，不停地用袖子抹眼擦脸。钟妈妈从老大开始，一个儿子一个儿子摸了他们的头几下。摸完第八个儿子，她忽然大声喊：“都给我起来！男人就要顶天立地，如果当兵怕死当孬种，妈就不认你们这些儿子。”后来，钟妈妈的八个儿子都牺牲了，丈夫早逝也离她而去。每当深夜，她就坐在老屋门前，点起马灯，逐个喊着八个儿子的乳名。后来，她眼睛哭瞎了，却仍然守着马灯，不让熄灭，说要让儿子看清回家的路。政府送来八张烈士证，她天天一张一张地数，抚摸着，仍然喊着儿子的乳名，还不停地讲“当红军就要当英雄”。村里特意为八兄弟修了一座墓，树了碑，上面刻着烈士的名字、出生年月、牺牲地点和时间。1960年，钟妈妈病倒了，她留下最后的话：“把我埋在儿子们的旁边，我要沾沾他们的光，毕竟他们都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亲骨肉啊！”

从1934年到1996年，每年农历九月十一日傍晚，于都河边的老榕树下都有一位妇女站在那里，顺着于都河望向远方。六十二年来风雨无阻，从没有断过。这位妇女叫刘淑芬。那天夜晚的情景，她记得清清楚楚，刻骨铭心。

结婚三个月，刚有了身孕的她正在纳鞋底，丈夫肖文董急匆匆地进了屋，对她说：“淑芬，我要走了！”

“去哪儿？”

“不知道！”

“怎么走？”

“跟大部队！”

“什么时候？”

“现在，就是现在！”

刘淑芬两腿发抖，拣了两件衣服、一双鞋子，把头上的方巾扯下来，打个包袱递给丈夫。两人相拥，热泪直流，打湿了衬衣。肖文董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妻子隆起的腹部，然后扭头就跨出了门，消失在夜幕中。刘淑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

自从那晚，丈夫再也没有回来……

“送被头”

1934年7月，考虑到中央红军主力即将突围转移的战略需要，中革军委决定设立赣南省，下辖于都附近七个县，省委就设在于都县城，城里的天主教堂成了赣南省的临时指挥部。赣南省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省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筹粮筹款筹物品工作，负责“扩红”“支前”任务。

当时苏区人民有粮出粮，有布献布，几乎是倾尽家当，连最后一个银圆都主动拿出来支援红军。邓小平同志当时任中央红军《红星报》的主编，他借住的房东发现他的被子破成数十块絮片，就将自家的棉被拆开，重新洗净晒干，再弹松，做了一床四斤重的被子给邓小平。邓小平后来说：“就是这床于都乡亲们送的棉被，陪着我走了二万五千里，到达了延安。一床薄棉被，万里情意长！”

红军走了，国民党的军队来了，对苏区人民进行了报复性清剿扫荡。红军留下的过日子的物品被敌人抢夺毁灭得一干二净。赣南省——中央苏区最后一个省，也因主要领导人在与敌人拼杀中先后壮烈牺牲而解体，仅存九个多月。

拆“棺头”

1934年秋，中央红军准备渡过于都河长征，时间非常紧迫，武器装备又多，于是中央决定多路渡河。经过反复勘察，选定了八个地方作为渡口，这八个渡口分别是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南门渡口、西门渡口，梓山镇山峰坝渡口，罗坳镇石尾渡口、鲤鱼渡口、孟口渡口及靖石乡渔翁埠渡口。

从10月17日开始，红军连续四天从八大渡口过河，平均每个渡口要过一万多人。有的渡口用船只，有的原本河上就有桥，有的则要临时搭桥。乡亲们为了把桥搭得结实，把家里准备盖房子的木头拉来了，把接媳妇、嫁女儿做家具的木料拉来了……木头还是不够。不知谁喊了一句“走，卸门板、床板去”，乡亲们二话没说，回到家，把大门、侧门、床板卸下拉来了。

于都县城的曾大伯年老多病，躺在床上，听说红军过河搭桥的木头不够，就请乡亲们把已经做好的自己的寿棺劈开送到渡口。乡亲们谁也不肯下手，说：“老伯，这个还是留给你将来用吧。”

曾大伯双手支撑起身子，边咳嗽边喘气地吼着：“请把斧头拿来，让我自己劈。红军渡河是大事，一口棺木算什么！今后我死了，用我盖的被子卷着，选块高点的地埋下，让我天天看着红军回来的路就行了。”

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题词写下了“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为了纪念红军第一渡，前些年还专门命名了一座“于都长征大桥”，这也是中国唯一叫“长征”的大桥！

湿枕头

那年秋天，我到了于都，瞻仰了主要的革命遗址和烈士陵园，走在于都河边，细看了每个渡口旧址。我记得一个战友的老家就在于都附近，于是计划去看望他的老母亲。

这位战友入伍是在驻闽的一支英雄部队。我俩相识在一次重大海上演习之时，当时他任副师长。后来我们先后到了浙江省军区，他当过两个分区司令员，后到机关任部长。我到江西省军区工作后，一直记着这位战友家在赣南苏区。

吃过早饭，我就打电话给老战友，说马上要去他老家看望老妈妈，请他把村庄地址告诉我。他开始还有些推辞，说首长您刚到江西，工作忙，不用耽误时间，心意领了。我说早就有计划的，就这么定了。

走了一段省道，拐进一条山路，不一会就进了村庄。战友事先打电话告诉了家里人，战友的姐姐和嫂子扶着老妈妈在村口迎接我。我连忙下了车，扶着老妈妈。进了战友家，只见墙上挂满了奖状、证书。

老妈妈得知她和我母亲同岁，一下子同我更亲近了。她让我同坐一条板凳，翻看战友送给她的相册：当兵戴大红花的、提干穿四个兜军装的、接媳妇的、着新式军装礼服的、两杠四星四排胸章的（大校正师）、到南京、北京出席表彰会的……她一张一张向我介绍，她女儿在旁当翻译。

吃中饭时，老妈妈不停地往我盘子里夹菜，并不停地说：“这是生儿喜欢吃的”“这是媳妇、孙女喜欢吃的”。其间，老妈妈还一点一点地往我身旁挪动。刚开始我以为是她坐得不舒服，后面才觉察出她是把我当成了亲儿子。那时，我仿佛觉得她就是我的亲妈妈。边吃，我不时紧握老妈妈伸过来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战友比我小四岁，后来突患心梗不幸去世。老来丧子，是人生的一大悲痛之事，担心老妈妈受不了打击，没有人告诉她。

我再次去看望老战友妈妈，她比初次见时衰老了许多。从老妈妈的面容和眼神中，我感觉她可能已经知道儿子先她而走了。我不敢久留，强忍眼中的泪水，与老妈妈相拥而别！

返程中，想起一首歌：

晚霞映红于都河/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唱的是咱长征源/当年送走我的红军哥哥哟/万水千山多坎坷/心随亲人一起走过/胜利不忘哪里来哟/红色源头记心窝/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斑斑渡船没有停泊/载的是咱未了情/从这里划向我的新中国

       慈祥的战友妈妈、伟大的苏区人民，你们经历和目睹过与红军生死离别的场景，一直珍藏和传承着纯朴坚毅的品质，这是无比强大的力量！

作者简介：

陶正明，湖北省大悟县人，少将军衔。1972年12月入伍，曾经在第一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和浙江军区工作，参加了中越边境作战。退休前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军区政委。出版图书《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把心揉进红土地》《我和我的战友》和《老陶天天大白话》等，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