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肺癌撞了一下腰

今天，当我再一次走进这家医院时，心情很不平静，十年时间是短暂的，一晃就过来了，但对我来说，有点漫长，那是一天一天数着脚印走过来的。

想起十年前所经历的一切，不得不佩服自己，简直就是小概率之王。

整整十年了，十年是一个坎，也是一个结！

都说世界男性第一疾病杀手一一肺癌，偏偏它撞了我的腰。

那是2014年1月初，我的外孙在德国出生，妻子要去帮忙三个月。计划3月21日出发。此时，我退休不久，心想，在工作岗位上没时间旅游，这回趁家人外出，我要到处走走。先把体检做了，安心地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2月中旬，我去全面体检，医生告诉我，右肺上叶的结节长大了很多，从形状上看可能是恶性肿瘤，要抓紧手术。

我听了有点吃惊，两年前体检已发现有结节，按照医嘱，每半年复查一次，四次都说没变化，最后一次是在中央党校培训，到解放军总院做的，结论是一致的。时隔才半年多，变化这么快？我不敢马虎，拿着胸片分别找了两家医院的专家查看，都说可能性很大，建议尽快手术。

肿瘤与我已经交锋过一次。1995年7月份也是体检，说是左肾有占位性病变，四个大医院复查也是一样的。组织上很关心，专门到某大都市的著名医院泌尿科联系了床位，还派两人陪我去做手术。

我那时很自信，因为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无论是科主任，还是将军政委，我的老首长来劝我，我坚决不从。住了一个星期，医院拿我没办法，主任说，要不你去找全国著名B超专家周永昌教授做一次检查，看他的结论！

考虑到不影响别人休息，下午三点多，我和卫生科长打的，好不容易找到周教授的家。事先知道他没到医院，准备第二天到北京给大领导做检查。我们敲门进去，教授倒也客气，但当听说要体检就有点不耐烦，说设备都装进箱，也梱好了，意思嫌麻烦不愿意。我俩苦苦哀求，七十来岁的教授戴着眼镜，边听边看，大概是看清了我俩肩上一个两杠四星，一个两杠三星（科长是技术军官），才同意了。

我俩连忙帮助开箱取仪器。他架在桌子上给我做了检查，用一张便笺，拿圆珠笔先画了一幅草图，再工工整整地写上“先天性肾柱肥大”七个字。我俩回到医院，交给主任，办好出院手续，记得第二天是建军节，就回到部队。

原来是遭遇了一次假想敌。

那次我很自信，是有惊无险。而这次我底气不足，因为早有征兆，结节是隐患。

我下了快做手术的决心。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选择医院，就是尽最大限度地做好保密，目的是不能让妻子知道。我知道，如果按照规定上报组织，立即会引起连锁反应，组织上征求家属意见，那她就知道了，会像上次一样昏厥，魂不附体，整天以泪洗面。她不会去国外，还会告知女儿、亲戚，弄得满城风雨，女儿一家也会劳顿颠簸回国。而且在治疗意见上可能不统一，耽误时间，这种情况，我在岗位上碰到过多次。

陷于万般无奈的境地，只好自个儿做主。让一位多年帮我的朋友，出主意当参谋，选择医院和主刀医生。我给妻子编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要回江西半个月处理一些事情。第二天就去了医院。又做了一个十分痛苦的终生难忘的纤支镜检查，确诊为恶性的肺癌。

我虽然不认识院长。这种情况下必须找院长自我介绍，说明我家里的特殊情况，请求帮助。院长很理解，专门给胸科打电话交待，批准三天的特护。

3月4日上午8时，我被推进了手术室，下午2时多回到病房，一进一出是我最难受的时刻，没有亲人在身边，只能强忍泪水，躺在白被子里面。

我住普通病房，看着其他病人有人看望，举着鲜花，提着花篮，拿着营养品，我却是冷冷清清的，见到都是医护人员进出。

第四天，我的手术医生来看我，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很有缘。他介绍是江苏徐州人，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后被这边一个医院引进，湖北是我老家，徐州又是我工作过的地方。

躺在病床上，一些与肺癌有关的事情挤进脑海，特别是两位亲近的人。一位是尊重的中将首长，63岁退休查出肺癌，住院两年多去世了。最后三天我陪着他，首长多次问我，小陶，我真的不行了吗？还有我的大妻弟，四十刚出头得了肺癌，我帮他联系北京大医院做手术，到我家休养，恢复得很好，还上班了，时隔四年复发转移至头部，医院表示治不好。我赶到医院，他一见我求生欲望异常强烈，使出最后的一点力气紧紧地抱着我，满脸泪水，不停地说：“大哥，你救救我，救救我……”

我长期失眠，又不能吃安眠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情景一遍又一遍地晃来晃去，怎么也挥之不去，我假设了多种后果和应对方案。

我打电话告诉了两位战友，请他们来看看我。他们大吃一惊，立马赶来了。我的弟弟从北京“两会”中请假，晚上到，凌晨走。我是大哥，他是小弟，他一进病房眼眶通红，拉着我的手，话都说不出来。我说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不要告诉家里任何人，特别是年迈的母亲。你明早还要起早床，快去找个宾馆休息一会。后来，听护士说，他那晚在病房楼下坐着哭了四个小时，临走时又上来看了我一眼才离开。我们是骨肉同胞啊，他能不痛苦，能不担心吗？！

我出院后迅速将生病及治疗情况向江西省委，江西省军区作了文字报告。

妻子知道我的病，是三个多月的回国后。我对妻子说，从内心讲，我是多么希望你留在我身边，但你精神受不了，还连累女儿一家。

有时残忍就是仁慈。爱护就是不能让对方付出！遇到痛苦和危难，自己能承受的，不让他人分担，一人能扛得住的，尽量不给他人添麻烦和增加压力！这也是我一辈子的信条。

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恶性肿瘤五年是个坎，我过了两个五年，已经十年了！

这十年来，我从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藐视。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但不能全听，任何高明医生的经验是有限的，再先进的仪器也只能是相对的，暂时性，自己身体自己做主。我违背了首长的指示，没听多位权威专家的建议，坚决不做化疗放疗，吃了两周中药停止了，没有吃任何补品营养品，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和规律。手术后第七天恢复了早晨冷浴。一个月后，我就开始游走，到了硬骨头六连，王杰班，舟山勤俭创业修理连，井冈山人武部等曾经工作过的老部队，三次登上了打过仗的云南老山，抗过洪的九江长江大堤，从同事战友身上，从英模群体身上吸收精神补养。十五个月后，我一个人背着肩包去了西藏，住了8天，登上了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同几位战友去内蒙古阿尔山市，一顿喝了一斤二锅头。我学会了微信，在手机上几乎天天写心得，忆过去，记游记，有百余万字，出了五本书……

有时我会自问自答，癌症还会得吗？我说坚决不要，但时刻准备好。病是不由人的，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个先到？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又能看得清，谁又能道得明……

我能做到的是：

吃自己想吃的饭，

干自己想干的事，

说自己想说的话，

见自己想见的人，

有一天就自由快乐一天！

人生之路，别让自己活得太累。应该学着想开、看淡，学着不强求，学着能适应。适时放松自己，寻找宣泄渠道，给心灵解解压。人之所以会烦恼，就是记住了那些不该记住的东西。其实，人们最最应该记住的，就是那些快乐的事儿，最最应该忘记的，就是那些悲伤的事情。

抬头时，要保持气度和微笑；低头时，并不失掉人格和尊严。抬头低头皆可赞，低头抬头万事圆！你勇敢，世界就会让路；你无惧，命运就会屈服！我们可以选择自我砥砺，自我欣赏，在抗争中得到愉悦。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自己。美好的一天总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十年过去了，检查做了十多次，没有发现异常。当听到医护人员祝福声的时候，我还是要讲那句回答过无数关心我的人们的老话：“暂时还好吧！”

此时，我要感谢十岁的外孙，是他降临人间，使我赢得了早发现早治疗的先机！要感谢那位不应帮我承受巨大风险和压力的老朋友，当机立断多次给我提出正确选择的建议，胜似亲人的大恩人；感谢许许多多医护人员，首长领导，战友同事，家人乡亲关注关心关爱，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持帮助和安慰！

好友正在帮我把这十年来的经历记录整理成书，到时候正式出版，分享给喜欢的朋友！请等着……

作者简介：

陶正明，湖北省大悟县人，少将军衔。1972年12月入伍，曾经在第一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和浙江军区工作，参加了中越边境作战。退休前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军区政委。出版图书《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把心揉进红土地》《我和我的战友》和《老陶天天大白话》等，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