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干部大英雄

钱富生是一位被授予“英雄”称号的政治指导员。一九八五年在老山前线，我俩就认识了。前几天，他把自己的回忆录书稿寄给我，让我写几句话作为前言。

懂军事、懂战争的政工干部是不多的，接触过钱富生的人，也都说他有点怪。我一口气读完书稿，更感到他了不起，有很多的意想不到。他从小吃的苦非常人所能承受，他的人生经历更非同寻常，他当官总是独行其道。这本薄薄的回忆录展示了他做人、做事、做官的信条和方式，浓缩了他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和深邃思考。他坚持以平常心写平常事，试图捕捉细小事物的跳动，随着真理的光亮，走进人性的深处，坚持着自己朴素的理想。尽管书稿字数不多，但能揭示真谛，这是不太容易的。

初次听说钱富生是在部队刚到临战训练地域时，那时我在军组织处工作，我们处负责部队党建、基层建设和评奖工作。我到一师三团了解情况，就听到了许多关于钱富生的故事。他一九七九年就已经随兄弟部队上前线了，当时是连队指导员，后来提升任副教导员，进院校学习两年，以全优成绩毕业分配到一师三团，顶替出差的一个副营长。仅当了三天副营长，他就主动要求顶替一位生了病的一连指导员。组织上对他说：“你是副教导员，怎么能随便降一级呢?"他说只要能打仗，当排长、当班长都愿意。于是，他背着背包就去一连了。论资历，他当时在团里排第三，只有团长、政委排在他前面。

后来我就经常听到钱富生在前线的故事，说他打仗“老奸巨猾",把敌人玩得晕头转向。他熟悉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技术，还会做饭、吹拉弹唱。他还把妻子寄给他的营养品分给战士。他陪胆小的新战士站夜哨，救过连长、救过战士。战土们说指导员是阵地上的主心骨，见到他就安全、快乐。有个十八岁的战士被他救了，当面下跪叫他干爸爸，他当时才三十八岁。他对小战士说，这是他的职责，部队不兴这一套。

钱富生在团里有不少外号，“老革命”是说他年龄大，还有贡献多的意思；“钱大胆”是团领导送给他的，危险任务交给他，他从不说二话，执行任务就好像是去看风景，跟随他的人回来时一个不少；“钱诸葛""智多星”则是大家对他的赞誉，这些都与他敢打仗、会打仗有关。

部队在总结评功评奖时，各单位预报了拟由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授予称号的单位和个人名单，钱富生榜上有名。他和另外两名指导员竞选一个名额。我们到一师，先与师政委，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交换意见，他们都说上报钱富生。我又到三团一连，与连长、指导员(原指导员病愈归队后，钱富生就成了预备指导员、救难队长)、排长、班长、战士个别交流，几乎找全连官兵谈了一遍，他们都称赞钱富生，几乎人人都能讲出好多夫于他的生动事例。特别是王连长，竖起大拇指说，钱富生到了他们一连,是他们弟兄们的福气，有了钱富生，他们少丢了好些兄弟。有的讲着讲着声音哽哂，有的甚至哭出了声来。我们听钱富生个人讲，他说他岁数比战友们大一倍，是父亲辈的，之前又打过次仗，见的比战友们多，他作为一个基层政治干部，自已的行动才是最管用的激励教育。而且仗是大家共同打胜的，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现回想起来，教训也不少，立功奖励应该给那些牺了的烈士，给其他的同志，组织上不用考虑他。他讲得是那样自然、轻松!

军党委会上听取了我的情况汇报后，大家意见很一致，上报军委给钱富生授称号，但在讨论授什么称号时却出现了分歧。我们的意见是“英雄指导员”。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钱富生不是军事干部，也没亲手打死一个敌人，叫“模范”还说得过去，叫“英雄”不太合适，再说从一九七九年作战以来，部队还从没有给政工干部授过“英雄”称号。我们说，钱富生两次参战，军政兼优，智勇双全，身兼数职，样样出色，排雷三百八十一颗，开辟通路一千两百多米，亲自救了三个战友的命，这些就是英雄的壮举。至于说他是政工干部，那罗荣桓同志也是从连队指导员直干到总政治部主任的，还被授了元帅呢。最后，我们就按“英雄指导员”上报了。当时正在部队采访的解放军报社的著名记者江永红听说后连声称赞：“这个称号好，这个称号好，钱富生得之无愧!”

昆明军区党委讨论通过了。一九八五年六月初，我带着材料上北京、送到总政组织部。第二天下午，总政办公厅通知我晚上到余秋里主任家里去汇报军委授称号的情况。尽管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所有授称号材料的准备工作，但还是十分紧张。首长很亲切、让我把几个单位的情况讲一讲。因为我很熟悉情况，就没拿稿子，按照“硬骨头六连”、钱富生等顺序逐一进行了汇报。他听得特别认真，插话说：“这个同志做得好，政治工作就是要这样干，值得好好总结。”当首长得知几万人没有一人当俘虏时，他问我部队这仗为什么打得这样好，我说了五个原因。首长说：“对，对，对，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部队就是要靠这些传家宝!”首长还问了许多前线的情况。夜深了，秘书和保健医生提醒了三次，首长才让我离开。

军委发布命令的第三天，解放军报社就把江永红写的关于钱富生的文章刊登在头版头条，题目是《钱富生——老山前线的英雄指导员》,时间是一九八五年六月九日。

一九八六年年初，钱富生升任团政委，有个“重大失误”与他无关也有关。南京军区召开党代会选举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军长和钱富生都作为代表候选人提请大会选举。由于钱富生刚被授予称号，家喻户晓，选举结果出来后，钱富生得票数竟然超过了军长的，但由于两人票数都未达到规定票数，两人都落选了。会场顿时炸开了锅。散会了，别人见了钱富生都很好奇，熟悉他的人还开起了玩笑说：“老钱啦，你赢了军长，可以提大区副了。这次你虽没选上，但虽败犹荣啊!”他倒像没事儿一样，嘿嘿一笑，什么话也不说。

军区司令员、政委马上赶到我们军代表团，做解释工作，要求尽快弥补这个局面。会议因故延长一天，准备补选代表。不知是军区机关哪位同志出的主意，指派我拿着军区党委的请示件，连夜坐特快列车到北京找首长，请示再多给南京军区一个代表名额，并且他们已事先电话联系了。第二天上午，在总政秘书长的带领下，我又一次见到了首长。首长说，中组部共留了四个机动名额，以防万一。他已打过电话了，给解放军增加一个，由总政机关通知我们军区。

读了钱富生的回忆录，再联想到我俩的交往，他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贵有良知。人生在世，觉悟、修养、道德都很重要，但这些都是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再靠后天的启蒙、教育、自觉养成。如果没有稳定可靠的良知基础，那些觉悟、修养、道德之类的是很难立足的。一个教育人的人，若无良知，即使有满嘴冠冕堂皇的理论、信条、说教，那也多是自欺欺人的表演。反之，有些人即使没有接受过多少像样的教育，只要有良知打底子，知是非、明羞耻，就能堂堂正正、规规矩矩，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

作者简介：

陶正明，湖北省大悟县人，少将军衔。1972年12月入伍，曾经在第一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和浙江军区工作，参加了中越边境作战。退休前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军区政委。出版图书《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把心揉进红土地》《我和我的战友》和《老陶天天大白话》等，都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